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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走,卢安克——中国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作用与政府管理

时间:2010-06-03 16:08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作者:何新田 点击:
  “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最终还有越来越多人为我难受,但我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而难受。”----卢安克博客自序

 

  “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一度因关闭博客据传可能会被赶走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终于传出令人安心的消息。
  他的事迹通过央视主持人柴静的《面对面》节目而广为人知,5月30日他又通过柴静的博客表达了希望不被打扰的愿望。
 

  嘉宾简介:袁桂林、杨东平、杨平

 

  袁桂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教育学原理、农村教育、西方道德教育。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曾任第七届国家督学,获得过曾宪梓优秀教师奖,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日本学术振兴会,台湾夏潮基金会等项目资助在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进修学习,从事合作科学研究。曾随国家教育督导团访问俄罗斯和英国。
在研项目有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农村教育改革试点”课题,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立项国家重点课题,“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问题研究”。发表的主要学术著作:《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指标研究》、《现代教育思想专题》、《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与新人》等,在《新华文摘》、《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论文近百篇。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理事,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会长,自然之友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城市文化、环境保护等。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等,主编《大学精神》、《大学之道》、《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环境绿皮书》、《大学二十讲》等等。
自1993年起,担任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作者。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2007年,被《南风窗》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07年,《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一名。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有着近20年的媒体经历,从《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战略与管理》到《华夏时报》和《资本市场》,从普通编辑、记者到总编辑,发表过200多篇评论文章,获得十余项各类新闻奖。有近5年的学术杂志主编的经历。参与创办《战略与管理》杂志,任首任主编,影响并引导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战略研究的学术风尚。2000年初参与发起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担任秘书长。动员了4300多万元社会资金,组织实施了20多个环保项目,创办了颇具社会影响力的“SEE生态奖”。2007年至2008年,担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2008年至今,任《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并兼任修远基金会理事长。 

 

 

主持人
  何新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舆情背景: 
 
卢安克(Eckart Loewe)今晚对网友有话说
  “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请你们理解。最终还有越来越多人为我难受,但我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而难受。”----卢安克博客自序

  因“没有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也不想被媒体打扰,已经在广西山区义务支教了10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博客。

  近年来,在中国各地涌现了大量的志愿者活动和社会公益组织,他们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相关主管部门又应当如何管理?引发众多网民关注。
 
 
卢安克(Eckart Loewe)的来信:
  你好!
  前段时间,突然有很多被感动的人来我们学校,让我感觉到:他们因为我所以在心理很难受。后来,只因为我不希望大家来关注我,只因为我不希望大家难受,我才关闭了我的博客。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去看那些新闻),反正在我们学校这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每天去上课(上个星期,我和学生刚完成了我们用三个月来编的歌曲及录像),就像平常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也不懂得说什么,只希望外面的媒体不要再影响到我与学生的工作和生活。

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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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的访谈题目是“别走,卢安克----中国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作用与政府管理”。我们欢迎嘉宾杨东平教授、袁桂林教授和杨平社长。杨教授好、袁教授好,杨社长好!
 
杨东平:各位网友大家好!
类似卢安克这样的志愿者在中国有一些,我认为他们对中国的农村教育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尤其是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为滋养和丰富我们中国的志愿者精神和公益文化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杨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对话。
 
袁桂林: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对于卢安克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炒作,应该思考我国的环境怎样才能宽容地对待外国籍的志愿者,怎样才能轻轻的呵护他,让他不受干扰在中国做个平静的志愿者!
 
主持人:中国大学生义务支教的存在是否说明了地方政府在具体职能上的缺位?如何看卢安克在广西山区义务支教10年的意义?
 
卢安克值得尊敬,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杨平:首先对卢安克表示敬意,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志愿者,都传达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服务于和贡献于他人的这种一种精神,这是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但是,看“卢安克”事件并不奇怪,地方政府处理他这件事情形成的结果,在我看来不意外。为什么不意外呢?分两个层面看,第一,卢安克致力于叫素质教育。显然他对中国目前的这种应试教育有着很深的理解。对这种应试教育他认为有很大的缺陷,所以他尝试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对这个青少年尤其是儿童进行教育。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乡村当老师有没有资格的问题。而是得罪了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他对抗的是整个中国的应试教育。这个教育体系一定要把他排除掉,如果允许他的话,就会破坏这个教育的制度完整性。这个是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在处理“卢安克”这样的事件上也不出乎意料,从明朝开始,中国官府对外国人来中国,不管是志愿者还是传教,都是这种处理方法。从明朝开始来中国的外国人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基督教传教士。像明朝的汤若望、利玛窦。还有清朝,清朝跟洋人接触就更多了。今天到云南和贵州的某些偏远的山村都能看到当年传教士留下的痕迹,教堂、游泳池都在那。
第二类是国际主义者,就是像白求恩、马海德、卢安克,这叫国际主义者。他们分两种,中国政府对他们也是两种态度。当中国政府比较自信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他们,然后甚至允许传教。比如说陕西的西安,就能看到当年明朝时候基督教传教的记录。还有一种当政府不自信的时候,就排斥他们,就把他们当成洪水猛兽。怀疑背后有什么样不明确的动机。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说允许他们来就是正确的,排斥他们来就是不正确。但是,大致上中国四百年来,当中国跟外来文化进行沟通和交往的只有,大致就是这两种方法。今天在我看来广西政府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个事,他们不知道这个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管理,有一个非常好笑的理由,说志愿者没有资格。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完全没有经验和自信来处理这个问题。
 
主持人:您认为卢安克是个合格的老师吗?卢安克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符合中国的素质教育方向吗?卢安克不能被当地教育部门认可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志愿者的身份和教师资格证”,您如何看待?卢安克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杨东平:据我所知卢安克信奉的是一种华德福教育,它强调的是一种自然教育,就是遵从儿童的天性,用比较少的外在的强制约束让孩子在自然的状态下得到成长。这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创办华德福学校。在成都、北京都都有,这肯定是素质教育的方向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他是否具有志愿者的资格和教师资格,志愿者是不需要教师资格的,这是很荒唐的,这是一种人的道德行为,是天然合理的。就像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助人为乐的人是越多越好,而不需要某一个组织和政府去授权,才可以去帮助别人。
关于他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是我们对他是否认可。如果他是一个好教师,我们可以给他补一个教师资格证,这完全取决于地方的管理,你想让它合法就合法,想让它不合法就不合法。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老师,有教育理想、有爱心、有崇高的道德的老师,我建议给他发一个教师资格证。
 
主持人:请问袁教授,目前农村和乡镇学校发展教育水平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地方农村生源向城市流动,农村优秀教师也纷纷进城,农村代课教师仍然存在,农村教师流失问题的主要原因?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改变农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状况?
 
袁桂林: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要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逐步解决.当前要加大对农村教师的政策倾斜,给农村教师更多的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阶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还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解决农村教师在城里居住,而教师本人在农村工作的不方便的问题,例如校车.
利用校车解决空间上的距离造成的不便,使教师在农村工作能更加安心.
 
应该更深层次的思考卢安克带来的教育理念
 
网友“为什么呢”:杨教授,您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教育弊病的观察者和批判者,您觉得我们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卢安克,卢安克对我们中国教育有无影响,如果有,又是哪些方面的影响?
 
杨东平:我个人认为卢安克他是一个个人行为,他只是在广西的乡村学校做他的教育实践。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整体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由于媒体的传播,更多的人还是感受到了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方面是他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我和大多数人对它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还不是特别了解。
 
网友“大笨象”:袁教授您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您,卢安克在中国的这几年除了给予很多人直接的帮助外,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譬如在教育方面,您是认为他的教育主张是否地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大不大?
 
袁桂林:不同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理念的实践都是应该欢迎的,甚至应该把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学来在中国试行。历史上杜威的理论就曾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也有实验学校。
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培养每个人的个性,更应该有不同的教育理念的运用,绝对不能千篇一律,一个模式,批量生产.
 
网友“大山子”:袁桂林教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卢安克能在大山里坚守?
 
袁桂林:我认为,一是文化背景有差异,他们选择一个理想,要克服一切阻力和障碍去实现,二是信仰不同,我分析卢安克可能是受西方宗教信仰的影响,作出这样的选择的.
 
积极推进社会公益组织活动
 
主持人:在中国,志愿者和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空间有多大?杨教授现在任职自然之友和杨平社长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社会公益组织自身如何作出努力以获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杨平: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相比较于过去,有了很大的空间。比如2004年发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之后,五年来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到了800多家。在登记方面比过去要简单的多。与此同时,许多社团组织,草根性的公益组织也在各地蓬勃发展。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社会组织登记必须要有主管单位,这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的障碍。但我相信,这个制度也会逐渐改变,就像30年前成立民营企业,也需要有主管单位一样,现在只需要工商登记就可以了。
在中国,目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的努力。从我实践经验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至少有以下几个弱点是十分突出的:第一,不会做公益,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能力创造出有效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创新能力很弱。第二,治理结构普遍存在问题,或者是一人说了算的这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大家谁都说了不算的组织结构,组织效率和组织资源无法有效的统一起来。第三,普遍不会制定组织战略,组织如何确定目标,如何定位,如何计划都不甚清楚。第四,社会组织普遍缺乏人才,尤其缺乏专业性的人才。企业组织的人才市场已经成熟了,而公益组织的人才市场远未成型。
 
网友“讨薪民工”:我想问一下杨社长,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资金力量是庞大的,而有心也有能力在支援教育志愿者方面的人也有很多,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类似的民间或者半官方组织在做这样的事情呢?就像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SEE一样
 
杨平:据我所知,目前支持和推动志愿者的组织很多,推动教育志愿者的机构也有,我了解团中央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叫“阳光志愿者计划”。
 
不必过分解读卢安克的离开
 
网友“大山子”:袁教授,请您谈谈卢安克在中国这么长时间,相关部门为何不给卢安克中国的国籍,让他能永远的留在山区帮助那些留守儿童呢?这其中最大的原因的是什么?
 
袁桂林:中国国籍的申请过去制定了一定的条件,现在还没有修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允许没有中国国籍的志愿者在中国从事公益事业.尤其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积极的、正向的、有道德示范的,我们更应该理解和支持。
 
网友“小马过河”:杨东平教授,您好,请问我国目前是否制定了关于国外志愿者在国内参与公益活动的法律?
 
杨东平:据我所知,我国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条例。
 
网友“为什么呢”:对于卢安克或将离去,有网友这么评价道:高尚的人,终究是不适合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请问三位嘉宾,卢安克的离去到底是卢安克主动的、正常的离境,还会迫于某种压力,特别是来自官方压力而被迫离境?
 
袁桂林:他实际在他的博客里已经说明了原因,就是不想做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就想默默地在那里做他的志愿者。
 
网友“格的密斯”:请问嘉宾老师,卢安克是不是被中国人误读了?
 
袁桂林:不是误读,而是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正常反应。就象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很多行为外国人也不理解一样。
 
网友“小松鼠”:袁教授,卢安克已经走了,但是他的影响还在,您认为我们应该从他的事迹和他本人身上学习什么呢?
 
袁桂林:卢安克的这种志愿者精神,不为物质利益所诱惑的心态,对儿童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卢安克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奉献精神,而是把他的快乐和他的教育活动本身融合在一起了.教育使他快乐.
 
网友“大山子”:杨平社长,回顾近10年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请您谈谈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中有哪些不足?
 
杨平:关于公益组织发展存在哪些不足?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是公共产品的创新能力不足,公益组织就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但我们的大量的公益组织缺乏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没有有效的、专业性很强的、适用的公益产品。第二是公益组织专业化分工不够,公益组织没有形成内部的产业链,没有形成有效的分工。往往一个组织把所有的事都要做了,搞得很累,效率也很低。第三是人才不足,有热情的人很多,有专业能力的人很少。第四是资源动员能力不足,不知怎么去找钱,不知如何整合资源。第五是织能力不足,超出100人规模以上的公益组织在中国几乎没有,这说明公益组织还没有找到发展壮大的办法。
 
网友“伟大的舵手”:杨社长,卢安克离开中国的原因很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签证到期,同时又不能加入中国国籍,所以才被迫离开。我想问的是,在我国,对于外国国人来讲,什么样的贡献才能算是杰出贡献?卢安克的贡献大不大?
 
杨平:什么叫特殊贡献?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评价系统,显然不能主观的随意的制定,必须根据历史的经验,他国的经验和眼下的现实问题来综合制定。
外国人在中国人定居,并且申请中国户籍,这是一个新问题。我想,目前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形成的这种所谓特殊贡献这样的一种办法,估计还是几十年前形成的那一套办法。这套办法现在看来显然有调整的必要,但我想还是需要点时间。对于卢安克这样的人,尽管我们很推崇他,但也不能因为情感因素,就随意让政府开口子。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卢安克”
 
网友“讨薪民工”:请问杨社长,卢安克因为是一个外国人而备受关注,那么我们还有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也许没有像卢安克那么感人,但是他们也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去贫困地区支教,但是这些都太不为大众所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多宣传,同时让这些志愿者的行为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呢?
 
杨东平:的确,国内也有很多志愿者在农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所在的教育社会组织在甘肃、青海就有十几个长期志愿者,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在农村支教。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曾经报道过一个叫徐本禹的志愿者,他可以说是这些中国农村志愿者的杰出的代表。这种志愿者精神、公益精神的确是值得大力传播和弘扬的。这种志愿行为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比如说应该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所以,在比较好的情况下,最好是由相应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这样比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出去工作要更稳妥一些。
 
杨平:我很同意这位网友的问题。中国社会同样存在着很多令人感动的志愿者行为,有些为社会所知,大量的为社会所不知。对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公众、舆论和政府,还有企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从另一方面说,志愿行为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的行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商业社会普遍缺乏的。我们的社会目前的状态是:党员没有信仰,老百姓没有是非,社会没有道德。所以,我们要通过鼓励、支持、声援这些志愿者的行为,为社会的价值重建作出努力。我目前所在的《文化纵横》杂志社就是以文化重建为宗旨。
 
网友“牛博资深五毛”:袁教授,对比卢安克的教育理念,我们传统的教育思维是不是过于功利?
 
袁桂林:卢安克的教育活动,实际是德国华德福的教育理念的具体实施,主张给儿童完全自主的活动自由,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教师和学生打成一片,鼓励每个孩子有个性的成长和发展。这种思想和我们的制式化的学校教育差异很大。
由于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我认为不同的教育理念应该鼓励在中国搞实验。只要我们十多亿人口都各具特色了,我们的人力资源大国才真正变为了人力资源强国。
 
网友“讨薪民工”:请问杨教授,我们知道我国一直在大力推行教改,增加教育经费,力图创造公平的受教育环境,但是这个过程会有多长呢?无论是志愿者还是民办教师,国家会有相关的政策或者法规来支持他们么?
 
杨东平:教育公平的实现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比如说现在要主要要解决的不是有学上的问题,而是要上好学的问题。同时,也会不断的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关于志愿者好像国家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因为志愿行为本身是一种道德行为,不应该是由法律来规定和约束的。至于民办教师的管理是有一些规定的,在一些农村还存在着代课教师。如何善待代课教师是很多地方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网友“福娃真好看”:杨东平教授您好!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最应该受到教育的是老师和家长,而不是学生。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杨东平:同意!同时,政府和教育管理者也应当加强学习。
 
我国的社会组织还显单薄,应大力发挥作用
 
网友“开往春天的拖拉机”:请问杨社长,中国的社会组织为何如此疲弱不堪?有关部门为何对民间组织如此心怀警惕?
 
杨平:回答这个问题分两方面,先说社会组织为何疲弱不堪?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间缺乏自治的传统,也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传统。传统中国,在乡村有家族,有乡村的宗教体系来维系社区生活。比如南方很多农村,至今还有祠堂,这就是民间自治力量的基础。但今天已进入工商社会,中国人民整体缺乏在工商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经验。加之中国革命将社会的中间性的组织全部破坏了,同时,30年的市场化进程也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城市社会的共同体。所以,城市的人群普遍处在碎片化状态,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必须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的心态。由于中国有着二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强烈的干预的能力。中国革命以来,这种政府的能力又由于现代化进军的需求而得到空前的加强。这就更使得中国的民间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所以,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公共事务的管理一定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不断的矛盾、斗争、妥协这么一种过程,同时,一定是政府为主,民间为辅,这样一种力量格局。
对于民间力量的发展,对于社会建设,执政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在“十七”大文件中党中央提出“社会建设”的口号。但他们更多的是从民生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发育、社会文化建设出发来推动这一项事业。我认为,今后三十年,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发育社会,就像前三十年发育市场一样。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三十年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急剧的贫富分化,社会处在撕裂状态。为此,民间社会的发育,是遏止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力量,缔造和谐社会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网友“长袖善舞”:杨社长,您好,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对社会的发展和繁荣骑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的例子比比皆是。请问,我国的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体的发展出于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大不大?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是否有利于这种文化和理念的发展?
 
杨平:应该说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我国的公益事业仍处在起步阶段。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的公益组织发展的初期阶段,主要在福特基金会、乐施会这样的国际机构带动下做公益事业的尝试。到二十一世纪初,公益组织开始蓬勃发展,各类的社会组织加起来的数量大概有30多万家,这已经是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比较国际公益组织的发展,比较中国的台湾地区,我们的公益组织无论从规模、资金、经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十分有限。我预计,再有十年,出现中国的福特基金会,出现中国的这种跨国性的慈善组织,出现类似台湾慈济功德会这样的组织,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网友“金马玉堂”:袁教授,请您谈一谈当今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样的现状,中国的社会组织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袁桂林:现在中国的社会组织相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活动内容、范围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且很多社会组织配合政府做了很多有益的公益事业。
 
重塑教育的理想主义气质
 
网友“何日舞铅耙”:袁教授好!中国的文化中是不是缺乏一种宽容精神?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都整齐划一,一旦出现“异类”也马上受到鄙夷甚至打压。这种死板的气氛会不会限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袁桂林:宽恕一直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条目之一。中国的国籍和边境管理、教师资格管理等制度还需要逐步完善。
 
网友“默然”:刚才杨教授谈到信仰缺失,我想这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大隐患,信仰的缺失,价值取向的异化,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功利,变得犬儒,而教育的意义正在用塑造价值规范,我们的教育现在是不是在这方面缺失的太多太多了?
 
杨东平:的确,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应当在文化的传承、创新方面发挥核心的作用。应当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源泉、文明的灯塔。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离这种理想实在太远了。而是考试至上、分数至上或者就业至上,所以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恢复教育的这种人文性、恢复教育的理想主义的气质。
 
网友“默然”:请问袁教授,在我国,现在的小学生们都知道攀比,似乎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物质化,而教育出来的孩子也变得现实和功利,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导向出了问题?还是这种价值体系的偏移不应该有教育本身来承担?
 
袁桂林:教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大环境决定了教育的小环境,不能仅仅责怪教育本身,要从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价值体系入手,然后分析到教育。因此,不应该完全由教育来承担中小学生存在的问题。
 
网友“格的密斯”:刚才袁教授关于“人力资源强国”的提法让我想到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所有人步调一致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每天如此,周末不休。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国家普及义务教育这么多年,为什么只能做这些最为简单机械的廉价劳动?为什么我们只有模仿力没有创造力?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什么?!
 
袁桂林:“人力资源强国”概念,在我看来应该包含十几亿人每个人都是各具特色的意识。对教育的启示是,要因材施教,反对千篇一律地模仿,和死记硬背地读书本。
 
网友“大笨象”:袁教授,您好,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是“把没有资格的教师赶走,同时没有资格学习的学生又放了羊”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可以简单的归咎为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吗?
 
袁桂林: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教师资格制度是必要的,是任何文明国家都要制定和严格执行的,是教师质量的重要保障。但是我们国家历史遗留的代课教师问题应该逐步解决,不能一刀切,把他们赶走。
第二,国家义务教育强调每个孩子都要到学校接受教育,因此,“没有资格学习的学生”的提法不太妥当。至于有些辍学的儿童和失学的儿童,当然不能简单地归为教育资金不足的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网友“常德赌徒”:教授您好,我也做过小学老师,深刻的体会过现今孩子的难教。并不是他们不会学习,而是他们很不会做人。素质教育流于表象,半成品的实验教学效果还不如应试教育能够培育人才。但是真正致力于教育学生做人的教师却无法融入固有教学链之中。您们认为又没有可能终止或者改变现有的教学形式呢?我真的很痛心疾首!
 
袁桂林:这个现象也正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是由现在应试教育造成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与文化、教育观念的改造、考试制度的改革以及办学者办学理念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的。
 
网友“默然”:刚才杨教授讲教育应该是文化的传承,在世界史上中国的教育一直都是先行者,而且一直伴随着教导知礼仪识廉耻的基本道德规范,到今天,我们却需要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甚至需要重建我们称之为“常识”的道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的社会甚至开始要重新教育这些了么?
 
杨东平: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拥有的教育传统和教育文化,尤其是关于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的资源被中断了很久。现在,大家开始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但是,仅仅是为它恢复名誉而已,远远还没有进入学校成为中小学生必要的教育,这和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地区,甚至和很多华人地区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今没有成为我们学校教育的重要的内容,而只是历史课中的某一些知识点,这种情况应该尽快予以改变。
 
网友“常德赌徒”:我在以前的教学之中,遇到一个小学生上课就在骂老师,可是老师却面无表情的继续在讲课,无法惩罚这个不学无术的学生。但是据我所知美国仍然有惩罚制度的存在,而且受到家长的欢迎。中国学到了人权的表象,却忽略了学生接受管教的权利,这是对学生的未来极不负责任!教授您们和否告知一下这种状况能否有转机或者如何才能迎来转机……?
 
杨东平:对学生的管教和惩罚是教育必要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台湾的一些教育NGO在开展培训,题目就叫“不打孩子的教育”,在不体罚的情况下如何来管教那些顽劣的学生,这些问题是需要学习的。中国传统的是师道尊严和严厉管束,例如“打手板”这样的方法,显然这跟现在的理念是有冲突的。但是,如何有效的管教学生是一个挑战性的课题,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面对和探索。
 
网友“小马过河”:袁教授您好,您的“人力资源强国”的思想毫无疑问是科学合理的,我也同意。目前我国政府也不断的宣称“国际竞争终归是人才的竞争”,卢安克倍我国民众广泛认可的人才,却在政府眼里不是人才,不能给予国籍,请问此种现象是否表明我国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
 
袁桂林:卢安克本人没有成为中国人才的想法,我们也不应该按照他是否是人才来考虑给他国籍的问题。
 
更多关注弱势群体,更多关注志愿者
 
网友“福娃真好看”:请问三位老师,留守儿童的问题如不解决,会不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在现有的制度和条件下,如何保证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杨东平:留守儿童是在近年来快速城市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群体。由于亲子分离,孩子失去监护人的监护。因而,其他的各种辅助的办法都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有人说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的出路就是让它变成流动儿童。但是,流动儿童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教育问题。所以,无论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都是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地探索解决之路。
 
袁桂林:政府十分关注留守儿童问题,除了在学校和其他儿童一起接受教育、受到学校的特殊关照(如代理家长,留守小队,关爱小组等)外,还特别强调通过建寄宿制学校解决留守儿童因监护人不在身边可能出现的失学问题。
 
网友“常德赌徒”:我有一个疑问,我们这么大肆炒作卢安克的离去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就是使更多像卢安克一样的有志外国青年望而却步?
 
杨东平:我认为,像卢安克这样的个人志愿者并不是海外志愿者的主要的模式。海外志愿者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和教育机构,例如英国的VSO(海外志愿者协会)进入中国志愿服务的外国志愿者是很多的。这种有组织的国外志愿者可能是一种更重要的渠道。
 
网友“常德赌徒”:卢安克会回来吗?更多的未被关注的外国志愿者会回来吗……?
 
杨平:不用担心卢安克回不回来的问题。今日中国,已处在迅速上升的态势。整个国民的心态相当开放,人民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增强。如果这样的开放心态和这样的自信能够保持下去,我们的政府也一定是足够开放和自信的。那时,卢安克的问题就自然会得到解决。
 
袁桂林:我想是会的,他们的行为有信仰的支撑。
 
网友“常德赌徒”:我认为创造一个平等机会的社会,比创造一个看似和谐的社会更加重要,您们认为呢?
 
袁桂林:德沃金的理论认为,对没有上进心的懒汉提供平等的机会反而是不公平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感谢嘉宾,感谢广大网友们积极参与!再见。
 
杨平:今天跟大家对话很快乐,我发现大家提的问题都很专业,也很认真,同时也很有建设性,这很出乎我意料之外。希望今后我们大家都能秉持理想性、建设性这样的原则去从事各种事业。谢谢大家!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来跟大家对话!
 
袁桂林:各位网友晚安!
 
杨东平:难忘今宵!谢谢大家,以后有机会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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